李稻葵:降工资对老百姓心理伤害较大,对社会消费也不利
来源:经济学家圈
李稻葵:降工资对老百姓心理伤害较大,对社会消费也不利
近期,央行宣布降低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下限,并首次降低存量首套房贷利率,楼市重磅政策密集出台。与此同时,一份调查发现,第二季度约58%的受访者表示倾向于增加储蓄存款,只有24.5%的人倾向于增加消费。如果居民储蓄继续维持高增长,会对经济带来哪些不利影响?最新公布的进出口数据显示,中国8月份对外出口连续第四个月下降,在楼市、消费、出口均较为低迷的背景下,中国经济如何破局?国家发改委新设立的民营经济发展局,能够提振企业家的信心吗,是多了一个“婆婆”还是“娘家人”?9月8日,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《有识》栏目对房贷新政、居民消费、民营企业家信心等热点问题做了解读。他认为,楼市政策调整不像股市那么快,但市场肯定会逐步恢复,可能需要半年甚至一年才能见效;要在产权保护、人身安全、个人财产等方面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,金融机构要优先贷款给民营企业。“中国老百姓是很勤奋节约的,收入降一块钱,消费可能回缩一块五”,他呼吁地方政府不要轻易降低公务员、教师的工资性收入,“降工资给老百姓带来的心理伤害远远大于加工资带来的幸福感”。
以下是访谈实录:
1、近日,中央编办正式批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,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专门机构,加强相关领域政策统筹协调。民营经济是不是需要一个这样的“婆婆”,这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?
李稻葵:这是个大好事,是给民营企业家、民营经济多设立了一个“娘家人”。为什么这么讲?中国的政府序列中,主管经济的部门无非就两大类机构,一类是监管类型的,比如市场监管总局、环保部,他们的主要任务是“抓坏人”、“抓小偷”。另一类部门是想方设法把自己所管辖的这些产业做大做强,民营经济发展局就属于第二类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,我讲一个场景,假如国务院开一个重要会议,提出要发展光伏产业,国资委等其他的部门就会说,这个产业要发展,一定要找国有大企业,如果有了民营经济发展局,他们的领导就会说,一定要给民营企业开个口子,让他们参与。
说到这儿我要讲一个理念,今天的全球市场经济,不管是美国、日本、韩国,政府并不是裁判员,事实上就是下场踢球的运动员,前不久来华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,就是下场踢球的,并不是裁判员,不要还活在一百年前的市场经济概念里。
这场球踢得好不好,主场能不能赢,就看踢球的“政府运动员”,表现好不好,能不能跟球队、跟市场经济同向而行,激励机制对不对?我所在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,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经济学领域应该搞一个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分支,其核心就是研究怎样设计好政府的激励,让政府与市场、企业同向发力,上场不要捣乱,要配合企业发展。
2、从过去的观察研究角度看,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哪些特征,对于民营企业来说,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?当前民营企业家最在乎的是什么,为什么他们不扩张与投资?
李稻葵:首先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在不断变化,最早一批有些是当时没有受过太多教育,但很有奋斗精神,靠勤奋努力拼搏出来的,比如“傻子瓜子”创始人年广久。相反,那个时候受过教育的人,工作机会比较好,可能就没有那个动力创业了。第二批企业家就是体制内下海的92派,其中包括复星的郭广昌等。第三批企业家,就是有知识,有海外留学经验或者是对国外新事物比较了解,张朝阳是其中的代表。
现在的民营企业家又不一样了,他们中很多都有科技背景,比如做人工智能、视频分析等,很多在国外知名公司工作过,有些虽然没出过国,但对国外前沿科技很了解。
这些企业家不管是什么背景,就关注两件事,一个是浅层次的,一个是深层次的。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真正让他们放心,要在产权保护、人身安全、个人财产安全等方面给他们吃定心丸,这需要长期下功夫。这种努力什么时候算成功?有一个标志,就是什么时候企业家们不愿意拿新加坡绿卡或者移民了。现在很多人去新加坡,这就是深层次的问题,需要慢功夫改善,通过很多案例让企业家恢复信心。
浅层次的是融资,现在金融机构一看贷款主体是民营企业就不接了,要么不贷,要么提高利率;一看是国有背景的企业,就大开绿灯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?各个部门要正向发力,信贷政策要向民营企业倾斜,这个事必须要干。谁来干?发改委刚成立的民营经济发展局,就得呼吁这个事。
3、近期,央行、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出台住房信贷新政策:首套住房商贷最低首付比例不低于20%,二套房首付比例不低于30%。与此同时,包括存量房贷利率等一系列调控政策出台,对楼市会产生哪些影响?
李稻葵:这两大好处,一是帮助大家降低买新房的门槛,第二是减轻已经买房者的贷款利率支出。
这一系列政策,说明了国家现在已经有明确的意愿,要帮助房地产市场恢复变暖。我一直在讲,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回到过去突飞猛进的黄金时代,但房地产市场未来仍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,因为中国毕竟只有65%的人口住在城市,这其中至少20%还没有自己的房子。房地产市场仍然重要,现在就是要加快房地产市场的回暖,加快步伐及时间点都非常重要。
但我想强调的是,任何市场的调整,尤其是像房地产这种涉及上亿人的大产业,需要一个过程,不可能一两周就调整到位,它跟股市不太一样,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。毕竟买房比买股票决策时间要长,全家老少都得要看样板房,需要综合比较,申请房贷可比下单买股票要复杂多了,所以要保持耐心,市场肯定会恢复,但可能需要几个月,甚至半年一年。
我想提醒的是,在这个过程中,房地产开发商金融融资要稳住,千万不能是市场还没有恢复,春天还没来,企业就倒在了寒冬末。如果熬不到春天,企业倒闭带来的影响非常大。所以,两只手都要抓,一只手帮助房地产市场恢复,另一只手要帮助相关企业稳住。
4、央行对城市银行储户进行的一项长期调查发现,第二季度约有58%的受访者表示倾向于增加储蓄存款,自2019年年中以来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。只有24.5%的人倾向于增加消费。如果居民储蓄继续维持高增长,会对经济带来哪些不利影响?
李稻葵:从长远来看,储蓄对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好事。中国经济为什么有发展潜力,除了人力资源总量在上升、研发能力强工程师多外,第三个原因就是储蓄多。但储蓄过多也不行,至少短期内突然上升是不好的。那为什么短期储蓄出现了上升?有一个根本原因,我觉得很多学者没谈到,大部分老百姓的收入不是死工资,即便是公务员、教师的工资也是随着经济形势变化。而现在经济形势不好,不要说开出租车、开网约车的,就连体制内的人收入都在下降,一些地方公务员工资在降,很多教师奖金都不发了。中国老百姓是很勤俭节约的,收入降一块钱,消费可能回缩一块五,尤其是一些非必要的耐用消费品支出,买新车、换新车要不要推迟半年,这就是当下为什么消费低迷的根本原因。
所以,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我呼吁地方政府不要削减公务员、教师的工资类支出,其他方面的支出可以适当削减,工资性收入一定不能削减,对老百姓伤害较大,对社会消费也不利。当然,还是要想方设法让经济尽快恢复,包括刚刚谈的房地产,要抓到问题的本质。
5、有一种观点认为,中国居民之所以不敢消费,短期是因为产业调整,比如教培行业,平台经济等产业收缩,导致居民就业、收入受影响;而长期来看,实际上是国民收入分配中,政府占比过高,居民、企业占比过低。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支撑,消费的本质是什么?
李稻葵: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过高,导致居民不敢消费,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,但我认为这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最主要的因素恐怕还是经济走势还没有逆转,过去十年经济的增长速度是逐年下降的,不像以前一样可以期待自己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好。
过去,政府支出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搞基建,投资实际上会拉动建筑等相关产业链,也会拉动消费、收入增长。现在经济放缓了,地方政府没钱了,就降工资,这可要不得。我认为,工资不能轻易降,要把降工资当成一个大事看待,工资只能升不能降,降工资给老百姓带来的心理伤害远远大于加工资带来的幸福感。
6、近期公布的进出口数据显示,中国8月份对外出口连续第四个月下降,当前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,对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?
李稻葵:全球经济总体是放缓的,尤其是美国经济正在软着陆,通货膨胀、增长速度在下降,所以对中国的需求肯定也是下降的。同时,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减少对中国产业链、供应链的依赖,所以中国的出口总体上会放缓,而且这个结构也会逐步从欧美转向新兴市场国家,这是大趋势。但我们对经济一定要有信心,中国人口是日本1990年代的11倍,国土面积是其25倍,中国经济就是一个小世界,有些地区发达如西欧国家,有些地方落后如南撒哈拉,区域之间就可以做贸易,可以转移一些产能。如果把这个文章做大、做好了,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出口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当然,我要强调一点,这绝对不是说要搞内循环,关起门来不跟别人来往。我们跟国外来往的最主要目的有两个,第一在技术上同场竞技,促进技术发展;第二,能够弥补一些资源不足,这些可能需要依靠巴西、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。
7、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,老龄化少子化叠加,2022年出现了负增长,年轻人不再生育甚至不结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,从政策的角度,国家需要做出哪些调整,如果晚了会不会走上日本那条路?
李稻葵:首先要明确一点,就是生育率这个变量调整极其困难,所以不能够操之过急。所有东亚国家,包括新加坡都没有一个成功逆转的,不能说是他们的政策出了问题,这是一个社会变量。人口政策最重要的一条是尊重每一个家庭,每一个人的生育自由,不能施加太多社会舆论压力,不能因为不生孩子而焦虑,反过来应该是放松,要反焦虑。第二,在尊重个人生育自由的前提下,怎么能够提高生育率?不管是瑞典、意大利还是法国,他们高度统一的政策,就是降低妇女尤其是职业妇女的生育成本。
生育的成本包括显性和隐性,显性的就是尿布、奶粉、托儿所等方面的花销,但最重要的是隐性成本,就是女性生了孩子之后,还能不能得到提拔,几个月或者一年不上班,单位领导要不要?这个必须要改变,在这方面可以学一些先进做法。韩国一些大公司,专门有育婴室和托儿所,妈妈可以带着孩子过来一块上班,期间可以喂奶,还有专门的补贴。这些方方面面都得做到位,每一个单位还要给一定奖励,员工生了孩子,不管是男职工、女职工,单位要表扬,政府要鼓励。
8、近日,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《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》,截至2022年末,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2.8亿,其中失能、半失能老人大约4400万。老龄人口增长会带来哪些调整与机会?
李稻葵:这个数字还会上升,其实按比例算,中国现在65岁以上人群占整个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4%,而15%是个坎,65 岁的人口达到15%就进入老龄化社会,我们已经基本上进入老龄化社会。
我有两个观点,第一,它不会带来经济下行的压力。为什么?因为尽管老龄人口在上升,但健康的、活跃人口还在上升,他们仍然愿意参加经济活动,这个群体数量还在上升,而且平均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,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60%。根据我们的计算,我国人力资源总量仍将在2040年之前持续增长,2041-2050年间将保持基本稳定。若折算成2020年的人口当量,我国2050年的人力资源总量将达到16.4亿人。
所以,从供给方角度来看,不要担心人口的老龄化,再加上现在各种各样的新技术出现,很大程度上在取代劳动力。但是从需求侧来讲,人口的老龄化还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机遇。什么机遇?就是我们未来的老年人不一定要买房子,而是要买保健品和预防性的各种辅助性药品,这个市场方兴未艾。
美国20%的GDP是用在医疗,中国不到10%。我的观点是中国以后用于大健康的支出,不光是看病,还有预防保健型的,可能是家里的洗澡设备、马桶等改造。我认为这些比美国潜力大,因为中国人讲究生活质量,我们不讲究来世,讲究活在当下,讲究延长寿命、提高生活质量,这是大健康未来发展的前景。
还有一点我要补充,不能从现在老年人的行为反推我们自己。我母亲 90多了,她的行为跟我的90岁一定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?等我这批人老了,在健康、居家上的花费肯定会远远超过我母亲这代人。他们这代人,买一些东西回家,问多少钱,我都要除10,至少除5,她才愿意接受。但等我们50后、60后老了,肯定是支撑消费的一大群体。所以,从这个意义上讲,中国老龄化社会不一定是消费下降的社会,有点像美国人所讲的婴儿潮一代(baby boomers)。像我就是中国的婴儿潮一代,等我们老了,会带来一大批的需求。
9、9月7日,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,明年将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、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三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。对于当前的个税改革,还有哪些期待?
李稻葵: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、子女教育、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,会有什么效果?这意味年收入10万以下,基本上可以不交税了,从以前的6万提高到10万,这是雪中送炭的大好事。因为年收入在6万到10万之间,这一部分老百姓实际上最缺钱,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刚性消费,如小孩上学、老人赡养等,日子过得紧巴巴。与此同时,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,这个标准可能还要再提高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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